【寻味中华】吃的是情怀 ,“治愈系”黄桃罐头走俏******
中新社吉林1月12日电 题:吃的 是情怀 ,“治愈系”黄桃罐头走俏
中新社记者 石洪宇
“今年黄桃罐头的热销程度是谁都没有料到 的 。”吉林省吉林市一家大型超市的经理告诉记者 ,春节临近 ,黄桃罐头甚至成了年货爆款,许多顾客成箱购买 。
记者走访的多家大型商超均表示 ,上个月中下旬的黄桃罐头几乎“上架即售空” ,只能多次要求供应商补货。甚至有品牌方发文称 ,因收到“你家的黄桃罐头能治病吗 ?”这样 的私信,而担心“不明真相 的宝子们会被误导”,呼吁消费者理性囤货 。
图为在吉林市一家超市内,黄桃罐头被摆在醒目位置。 中新社记者 石洪宇 摄然而面对品牌方的贴心提示 ,众网友却大呼“你不懂”“那是药吗?那是药引子 !”“吃的 是情怀”……
“黄桃罐头承载着东北居民的集体记忆。”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山东一带 的黄桃逐渐盛行于临近的东北市场 ,但运输和保存都十分不易 ,东北发达 的工业体系恰好让罐头产品流行起来 ,亦缓解了漫长冬季中新鲜蔬果的不足 。
“虽然不具备药效 ,但爽滑、甘甜 的口味还 是极具‘治愈性’ 。”皮福生说,桃子在传统文化中也有“长寿”“辟邪”之意,从前 的人们探望病人、过年串门 ,都会带上几罐 ,以视郑重祥瑞 。
图为吉林市民在家自制 的黄桃罐头 。 中新社记者 石洪宇 摄58岁 的吉林人潘泽军是黄桃罐头 的“铁杆粉丝”。在社区举办的“厨艺大赛”中,他曾凭借烹制黄桃、山楂、海棠等罐头多次拔得头筹。
据潘泽军介绍,夏秋两季制作罐头时应选购鲜嫩多汁的黄桃 ,但不宜过于成熟 ,否则烹制后太软。冬季方便得多 ,东北常见 的速冻黄桃可像冻梨一样即食, 是制作罐头的“半成品”。
图为摆上吉林市民餐桌 的黄桃罐头。 中新社记者 石洪宇 摄制作时 ,若 是鲜果 ,需把桃子洗净去皮切块 ,入锅水煮10分钟左右。晾凉后装入器皿 ,加入适量白糖或冰糖,均匀搅拌,放入冰箱冷藏。潘泽军说 ,糖的用量是衡量“老师傅” 的标准之一,多则黄桃味道发苦、少则质感欠佳 。腌制三四个小时后,自制黄桃罐头便可食用了。
潘泽军说,4岁 的外孙女每次生病 ,他都要喂上几口黄桃罐头 ,“也算 是对孩子 的一种祝福”。
“虽然现在 的商品包装愈发精致化 ,但黄桃罐头 的包装却在回归传统模样。”皮福生表示 ,简单的圆罐包装一 是源于黄桃 的“体形”,另一方面也 是消费者愿意为“情怀”买单。
图为吉林市民在选购黄桃罐头 。 中新社记者 石洪宇 摄“口感+情感”令黄桃罐头成了疫情期间 的“康养顶流”,甚至一度线上线下“一罐难求”。“‘70后’小时候生病了大人才舍得给买黄桃罐头吃 ,感觉对小孩儿发烧有奇效 !”不少网友分享起共同 的儿时记忆——每有头疼脑热,长辈喂上几口黄桃罐头,感觉病痛顿时就好了大半 。
“黄桃中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既可生津止渴 ,又有助于消化 、润肠通便。病人身体虚弱,黄桃罐头中的糖分对补充体力也有一定作用。”吉林市中心医院临床医生赵晓芸提示说 ,但罐头中糖分较多 ,食用要适量。(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 。“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 ?中美关系历经波折 ,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 、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 。桑德施奈德表示 ,以一种指手画脚 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 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 的方式 。他不仅反对制裁 ,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 ,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 ,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 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 、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 。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 、“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 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 、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 资料图 :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 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 的“修昔底德陷阱” 。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 是什么新鲜事。中国 的崛起其实 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 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 ,那么在40年后 ,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 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 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 ,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 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 ?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 ?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 的问题 。 最近一些日子里 ,当考虑到在阿富汗 、伊拉克 、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 ,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 ,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 ,与中国对西方 的批评相比 ,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 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 的陷阱,我们 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 :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 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 桑德施奈德 :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 。中美之间 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 ,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 ,这是较长时间以来 的首个积极信号 ,因此非常重要 。 2021年10月28日 ,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 :一方面 ,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 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 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 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 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 的启示 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 ,同时以建设性 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 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 ,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 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 。我 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 。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 的反应当然 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 。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 。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 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 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 ,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 ,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 的体量相称 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 的讨论所具有 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 。我们认为我们 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 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 、而不 是非黑即白 的对华政策 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 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 ,他对中国有着非凡 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 ,没有其它选项 。制裁是备选项吗 ?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 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 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 ,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 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 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 ?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 ,但 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 ,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 的例子 。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 ,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 的 的“潜水艇”之一 。这么说真的对吗 ?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 是 。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 ,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 。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 。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 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 的那句话 ,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 :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 ,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 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 ,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 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 是巴黎还 是柏林 ,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 ,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 ,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 ;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 的挑战 。 中国 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 , 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 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 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 的时间节点或 是不理想的情形 ,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 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 的事。这样 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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